罗坤瑾、许嘉馨｜国际性共同媒介仪式：体育精神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一)渠道互媒性：以媒介为中心设置仪式议题

　　在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理论中，媒介对社会现实具有构建作用。媒介着重强调某些议题，通过其符号权力渲染仪式氛围，为仪式设置议程，搭建仪式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们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戴扬和卡茨认为媒介有能力使得具有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媒介事件强有力地干扰日常与常规，实现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媒介的这一功能在新媒体和智媒体环境下仍然会成立，其力量甚至会更加巨大，影响愈发深远。

　　第一，媒介环境呈现出弥散化、去中心化、具身化的特点。传统媒介仪式理论中所言的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或许有所削弱，但作为整体的媒介却如同空气般弥散于受众的生活场域中，其传播力、影响力的辐射范围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有限的时空。因此，媒介仪式的影响范围——库尔德里所言的“媒介仪式空间”、卡茨所言的“阈限”也将随之膨胀，媒介仪式能影响的人群将不再受限于地域与阶层，受众可通过电视及网络直播、社交媒体发布的实时信息、移动设备应用的推送等多种渠道实现远程“在场”，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仪式本身，实现“身在千里之外，心在咫尺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情感共鸣。

　　第二，媒介信息呈现视听化、智能化、沉浸式的趋势。媒介技术进步，尤其是智能设备的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媒介传播渠道的倍增和临场感的提升使得重大事件激发起人们的共同兴趣，各种渠道容易被互文性地连接起来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13]2020年东京奥运被奥运被誉目前“数字化水平最高的一届奥运”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新冠疫情特殊背景下全球观众几乎无缘亲临现场观赛，但线上观赛体验却丝毫不受影响。超高清直播为观众还原立体、真实、精彩的奥运赛场；“快手”在奥运期间打造的四大自制IP节目，以风趣轻松的对话形式、颇具话题性的新热点等实现更加广泛的用户触达。

　　基于此，可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矩阵，盘活信息资源与连接资源，互媒式设置仪式议题。平台搭建方面，整合各端口资源，搭建连通中外的立体化传播矩阵。大众媒体“广撒网”，体系成熟的传统媒体矩阵如新华社、CGTN、CRI、China Daily等设置主声部、主旋律、主框架；新媒体则“精准捕捞”，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即时发布、投放在地化广宣，联合国际友媒制作新闻产品、内容产品，从而实现对受众日常生活的“打断”，实现在赛前做好仪式气氛的预热与渲染，在赛中全程跟踪，利用多手段、多技术将全方位、全媒体的全景式报道与小切口、小典型的聚焦式报道相结合，主动面向世界设置中国议题。操作形式方面向富媒体(Rich Media的英文直译，指具有动画、声音、视频或交互性的信息传播方法)叙事转向。信息技术每一次突破，紧跟的就是媒体技术应用的突破，仪式议题呈现方式需要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从图文、H5、超高清直播呈现到新闻游戏、虚拟现实、交互式节目，仪式议题的呈现方式可实验性极强。内容取向方面，软性题材+微观故事体现宏大主题。对于既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又展现中国体育精神、运动员精神风度的小故事、小话题，进行重点议题设置。

　　(二)内容互文性：仪式空间符号构建国家形象

　　在媒介仪式理论中，“媒介仪式空间”指的是媒介仪式的力量所能影响到的跨越社会领域、社会边界的范围。媒介通过符号构建起一个不同于受众日常生活的空间，搭建媒介仪式的阈限，在观众关注仪式时将其带入该空间中，符号的意义不断被建构生成，最终影响观众，促使其形成崭新认识，塑造共同认同。国家形象符号是一个“大文本”，其构建是多角度、多元素的，需要各小文本、小部分相互配合阐发，所有的文本必然是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巨大的、可供无限延伸的符号网。[14]在国际性媒介仪式的搭建过程中也可以此作为启发，利用好互文式叙事，以符号网展现国家形象“全景图”。

　　第一，通过开幕式的连环文本特性集中展示国家文化符号。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被比作国际博览会，因为它们能够在关于东道国的叙述中投射关于参与国的叙述。在赛事中阐明这些叙述的中心地点是开幕仪式，开幕仪式是“精心策划和商业化的民族叙事”，东道主国在其中采用一系列密集的视听符号向广大受众传播有关本国历史、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信息，展现国家的文化形象。当前，各国经常将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看作展现自身国家符号与民族符号的“大型表演”。2012年伦敦奥运开幕式中既有象征英国历史传统的工业革命、大本钟等元素，又穿插了现代英国引以为傲的摇滚乐、007系列电影等内容，这向全球受众传递了承载着英国历史、英国风情、英国标志的信息，让世人了解到了一个全新的，超越了刻板印象的英国。对奥运赛事的仪式建构和解释分析很重要，其为跨文化交流和理解提供了一个提升洞察力的机会。[15]我国应当借鉴经验，在国际性媒介仪式的建构中既保留自身文化特色，又与国际话语接轨。

　　第二，通过“桥梁人群”实现“有机符号”的传达。在全球化时代，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构成了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成熟的国家形象战略应当是多元主体支撑的话语体系。[16]从公共外交视角来看，国家形象除了用文化符号来表征，也可用有血有肉的个人或群体来象征和表现：以领袖的个人魅力来代表国家形象，用年轻人的朝气蓬勃来塑造国民精神，也可用国民整体向上、奋进的精神面貌来传达民族气质。正如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得出结论：“没有哪种媒介比人更能打动其他人。”[17]

　　塑造中国新一代国民偶像、运动偶像的可爱形象。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运动员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形象，运动员被称为“穿着运动衣的外交官”，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运动员作为体育竞技的实际参与者，在体育赛事中，本身更容易作为观众关注的焦点。我国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和健康形象十分亮眼，中国田径飞人苏炳添、跳水全能冠军全红婵等人身上坚韧的毅力，挑战自我极限、永不止步的体育精神熠熠生辉，这些人在全媒体时代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偶像，他们代表了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形象——自信、融通、开放、多元。运动员立体多维的形象作为一种国家形象符号参与到国家整体形象构建中，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构建对中国认知的重要渠道，运动员形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回望1932年，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跨越89年，中国体育从孑然一身到震撼世界。

　　(三)效果互勉性：仪式长短期效果共动建构国家形象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中把仪式效果分为两类：发生在仪式“期间”，影响参与者且产生于某一特定仪式的细节方面的“内部效果”；发生在仪式“之后”，对一系列机构起作用的“外部效果”。[18]体育赛事集民族文化、精神价值、体育信仰、身份认同于一身，用充满象征意味的仪式化行为展示社会生活的规律、意义及空间建构，起到整合社会、凝聚人心、强化认同、重塑记忆的作用，对国家形象产生强大的短期重塑效果。我们也应看到，体育赛事带来的国际关注和后续影响不是集中爆发的“奇点”，而是持久绵长的“射线”，国际性共同媒介仪式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难得良机，绝不应是“一锤子买卖”，如何不浪费全球目光，延续国际性共同媒介仪式带来的有益效果，实现长短期效果“互勉”是应当思考的问题。

　　1.短期效果：以互动仪式为基的全球认同强化

　　对本国本民族而言，在媒介仪式观下的体育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能推动民族文化融合，唤醒各民族的爱国意识，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获得的不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国家荣誉，起到了聚民心、扬国威的作用。体育赛事是连接国民情感与国家形象的纽带之一，而媒介则是其中的载体。在大众传播中，运动员所呈现出来的媒介形象是体育传播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形象中国民形象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19]主流媒体通过多元化渠道对体育赛事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报道与阐释，赋予国民积极的角色，构建身份认同感，为国家与国民之间架起无形的桥梁。同时，基于群体感染机制的影响，“同时、异地、共享”的媒体仪式聚集五湖四海的国民共同参与观看，他们围绕着共同事件欢呼，置身于群体的兴奋状态，享受着运动员胜利的喜悦，也与运动员一起感受着失败的煎熬。情感在共享中得以凝聚，爱国情怀空前高涨，这凸显了“共同体”的意义，使得国民的情感认同、归属感、荣誉感在“仪式化”的体育赛事渲染中不断得以强化。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角度来看，许多学者开展了不少理论研究，有学者基于主办城市居民的视角围绕心理收益遗产，从北京居民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北京奥运会影响北京居民心理收益的主要因素，通过该研究可以发现，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与骄人的赛事成绩是影响国民提升自豪感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20]

　　体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人文风貌和价值观念。[21]尤其在新媒介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东道主国有机会把真实的国家信息、国家风貌、国家形象直接“送到”全球观众手中。对全球观众而言，观看国际性共同媒介仪式相当于与东道主国进行了一次“非中介化”的直接接触。戴扬、卡茨在《媒介事件》中借用“非中介化”表述媒介事件的仪式意义传达过程的凝缩，[22]并用图式表示媒介事件允许其“主演”的声音暂时压过“中介”。其非中介化图式阐释的是大众传播环境下的一般媒介事件，本文将表示范围进一步限定在国家形象符号传递过程中，结合当下媒介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形象构建的特殊性对非中介化图式进行补充(见图2)。国家形象符号的传递过程是形象客体(A)向形象主体(C)传递形象符号的过程，中介(B)可能是他国媒体、政客等能对信息传通进行干扰或“把关”的角色或环节。大众传媒时代，媒介事件的“直播”性质使得国家形象客体能够通过大众传播手段(D)绕过他国中介作用于他国受众。在当前新媒介环境下，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的共动使得媒介事件理论中的“非中介化”接触流程能进一步压缩，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矩阵(D’)能通过其强大的信息网络直接与形象主体个体(C’)相连接，实现国家形象符号的“快递上门”。